中国话剧的前世今生与今后的发展
人艺,一杆话剧的大旗
青春是一条河,人艺博物馆的演员墙,像一条星光闪耀的长河。能够接受采访的多为“老人家”,他们怀念的也是过去的老人艺,焦菊隐、曹禺、老舍的名字被频频提起,而对人艺现状与中青年演员多报以叹息,“厚古薄今”的情绪浓厚。“忆昔开元全盛日”,这也许正是当下话剧影响力衰微的一个写照。
“人艺”是中国话剧史上当之无愧泰山北斗,中国最优秀的话剧编导和演员绝大部分都在这儿,焦菊隐,林兆华、于是之、英若诚、濮存昕……正是他们独力支起中国话剧的大旗,中国最优秀的话剧也大多从这里诞生,一部部剧目让中国话剧在世界话剧史上有了自己的位置。在人艺,大师们创造过无数经典的镜框式舞台上,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对曹禺、老舍、田汉、焦菊隐、郭沫若等九位逝去话剧大师的记忆,犹如眼前淡逝的历史,再度被渐渐唤醒。人艺之于话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地标。
青岛,话剧的磨难与辉煌
在青岛,从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团成立到现在,话剧和这个城市所构成的联系,成为这个城市一道有味道的文化风景。
日本侵占上海后,原中国人的电影制片厂关闭,许多电影演员改组话剧团演出话剧。郑重、李景波等人来青岛组织了一个中华剧艺社,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话剧团,皇宫剧场,作为中华剧艺社的专用剧场,是青岛历史上惟一一个专演话剧的剧场。这个剧场在青岛冠县路的东侧,进剧院大门为休息厅,左首一门进入剧场,北端便是舞台。
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话剧成为时尚,一种含混的国际化商业文化潮流开始慢慢形成。1913年,洪深考入清华大学,学校放假期间,他回到青岛,在崂山或市内居住。1915年他以崂山梨为启示,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卖梨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洪深赴美国留学,学习化学。但他酷爱戏剧,也下了很大气力去学习,颇有收获。1922年洪深回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和电影史上光辉的战斗历程。1934年洪深再度回到了他生活过数年的青岛,就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大学戏剧》、《小说选读》等课。教课之余他仍然从事戏剧研究和演出活动,创办了"山大剧社",并对进步的学生社团"海鸥剧社"作热情指导。在此期间由他导演和主持的著名话剧《寄生草》演出,获得好评。
1956年中央文化部由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抽调50多名演职员,调往青岛成立了话剧团,让青岛话剧找到了前进的主方向。文革前十年是青岛话剧的辉煌时期,一出《敢想敢做的人》红遍大半个中国;话剧《红岩》在上海一演就是四个月;敬爱的周总理两次观看了独幕话剧《柜台》......文革结束后,舞台艺术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枫叶红了的时候》、《第二次握手》......青岛话剧团获得了各种国家大奖,为青岛的舞台艺术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巨变话剧出现了危机,戏很少有人看了。近20年来,青岛的话剧一直在探索着,奋斗着,青岛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文化新剧剧目奖"。
当历数中国话剧百年行进的脚印时,我们发现青岛在这个行列中留下的深深印痕。我们期待话剧在青岛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话剧的出路何在
今天还有谁钟爱话剧?谁在看话剧?据介绍,北京和上海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白领戏剧”潮流,有一定经济实力、一定文化水准和文化格调的“白领”,成为新时期话剧的核心观众,还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会在业余时间走进剧场。
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话剧的生存发展与民族的精神修养和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俄罗斯人把看话剧当作一种必须的精神享受,就是在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时期,1000万人口的莫斯科仍有60家剧院每天都有演出。这种天然的“话剧土壤”,为俄罗斯的话剧提供了深厚的生存根基。
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醒恢复“戏剧批评的良心”。陈世雄说,创作与批评好比鸟之双翼、人之双足,可以说缺一不可。没有独立而自由的、实事求是的、富有辩证精神的艺术批评,就不可能有真正繁荣的、富有活力的艺术创作。而今天的批评显然没有担负起真正的使命。
未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以开放的心态,构建起比较完整的话剧生态体系:比如在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上海戏剧中心“三棵大树”之外,有意识地培养起各种形态的“次生林、灌木丛甚至种上鲜花和绿草”--经典话剧、现实主义话剧、荒诞派、小品话剧、实验话剧等,都给予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政府该扶持的扶持,该放开的放开,交给市场去完成。
话剧在中国舞台上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步履虽时有蹒跚但充满坚定,留下了众多先驱和实践者的脚印,发挥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与广大民众欣赏口味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受观众欢迎的独特民族艺术形式,在与传统戏曲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彼此促发的过程中锻铸起自身的审美品格。
我们祝愿:话剧艺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