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介绍：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曹禺(

戏剧大师介绍：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曹禺(1910～1996)

       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
　　童年和学生时代 　曹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总统秘书。曹禺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诵经读史，但常偷看《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书。
　　曹禺青少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天津是个商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的北方重镇。曹禺在这里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也看到了许多“高级流氓、高级恶棍”及“苦力”的劳动，听见了深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这对曹禺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也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素材和人物原型。
　　1922年秋。曹禺进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有民主精神的学校。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1925年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并成为重要骨干，一方面演出古典名著，如莫里哀的《吝啬鬼》(一译《悭吝人》）、H.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另一方面编演时事新剧，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前后，他阅读了大量“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他曾说，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使他“激动”，超过了他喜欢的易卜生。因为这些作品“启发他必须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
　　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著，特别是希腊悲剧及W.莎士比亚、E.奥尼尔、А.П.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同时他也时常和朋友去广和楼欣赏京戏名家的表演，到天桥去听曲艺。曹禺还涉猎了东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他“读老子、读佛、读圣经” ，赞美柏拉图的“神奇的‘理想国’”。“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深沉的忧郁”，也热爱过“尼采丰盛的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而“所罗门的智慧”、“耶稣对人类所寄予的真诚热爱”，都曾使他“仰叹”、“折服”。但是，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被这些先哲们的精神所感动，却没有成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俘虏。他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于是想“搜寻出一条大道”来解决他所感到的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但是读了这些哲学著作之后，答案仍“苦思不得”。而他那种执着地、热诚地求索精神，却熔铸在他早期的创作里，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

　　“三部曲”创作时期 　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1卷3期。他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材，通过周鲁两家8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20年以后约达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故事写某矿董事长周朴园，年轻时遗弃了为他已生二子的婢女侍萍，长子周萍留在周家，侍萍携次子投河遇救，离乡远走。周误以为她已死。后周家亦北迁，与侍萍再嫁的鲁家共居一地，互不相知。鲁家父女皆在周家为仆，次子大海在矿上做工，周妻繁漪与长子周萍有私情，后知周萍爱鲁女四凤，繁漪欲遣去四凤乃召来侍萍，两家关系始被揭开。周萍与四凤知为异父同母兄妹，双双自杀。繁漪之子周冲为救护四凤也触电身亡。大海为罢工代表在周家受辱被殴，逃奔而去。侍萍与繁漪不堪重压，一呆一疯，只剩下周朴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作者在这常见的“始乱终弃”和“乱伦”的社会现象中，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他在剧中写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阶级压迫与斗争，但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3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雷雨》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深受希腊悲剧和易卜生、奥尼尔剧作的影响。但曹禺写的是地道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他是把民族的内容和外来的艺术形式结合得最为熨贴，最有光彩的一个。因此《雷雨》把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美学价值。《雷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人物刻画的成功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曹禺戏剧的共同特点。

　　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首演《雷雨》，由杜宣、吴天等导演。国内首演的是天津的孤松剧团，接着上海复旦剧社、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此剧，引起轰动。《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清华大学毕业后，曹禺短期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未几，又回到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不久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天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5年，曹禺开始构思和写作《日出》。曹禺自幼生长在天津，1934年，他第一次去上海，当时这两个殖民地化的城市，正经受着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折磨，民族工、商、金融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的下级职员和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则因遭受着连续不断的内战蹂躏，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失业大军，妻女沦为娼妓。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发户、“高级流氓”和“高级恶棍”却在吮吸着人血，滋养它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年轻的曹禺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于是他决定以此为素材写《日出》。

　　《日出》没有传奇性的故事。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作者利用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宝和下处”有限的空间，召来了三教九流，全声色地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旧世界，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作者“试探一次新路”，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窒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合。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1937年2月，《日出》 由复旦大学学生和毕业同学组织的业余演剧团体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演出，导演欧阳予倩。凤子扮演陈白露。同年3月，中华留东同学话剧协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日出》，凤子应邀赴日饰演陈白露。接着曹禺自任导演，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在南京中正堂演出了《日出》，叶子主演陈白露。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邀，前往南京该校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
　　在南京任教期间，曹禺住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勾起他童年的记忆:宣化府“大堂”看军法官严刑拷问“土匪”；听奶妈讲血泪身世和铤而走险的农民故事。于是曹禺开始构思和创作《原野》。民国初年的北方农村，既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又是军队兵源和粮草基地。一些流氓地痞，跟着“大帅”就是“兵”，携枪回乡就是“匪”。兵匪一家，抢男霸女，占田夺地，使农村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曹禺把握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了连长出身的焦阎王回乡后，勾结绑匪，活埋了仇虎之父，把其妹卖与娼门，又诬仇虎是土匪，关进大狱，夺了仇家的土地。8年后，仇虎越狱回来，欲报两代冤仇，却得知仇人焦阎王已死，而曾经“许给了”他的姑娘金子，也被焦阎王生前“押来”做了儿子焦大星的媳妇。大星与仇虎自幼就是好友，对焦阎王的罪恶一无所知，这次见到仇虎仍待之如兄如友。但是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泯灭，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在“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观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在欲杀仇虎的焦母之手。大星父子之死，使仇虎内心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点，陷于迷惘、惶惑、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路于“黑林子”，被侦辑队包围，不屈自杀而死。
　　《原野》是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一次新开拓。他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个传奇故事。他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有戏的地方大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集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写情，写戏，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以揭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原野》中的人物造型、民俗风情、服饰色彩、都深受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影响，鲜明，浓烈。
　　《原野》发表于 1937年《文丛》1卷2～5期。同年8月7日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应云卫导演，由赵曙、魏鹤龄、舒绣文、吴茵主演。1939年秋昆明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原野》，由曹禺自导，著名教授闻一多亲自参与设计，特邀凤子主演金子。此次演出被誉为云南话剧运动三大里程碑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开始，曹禺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里。1938年1月，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西迁，一路跋涉，一路宣传。还亲自导演了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觉悟》等，在湘鄂川一带演出。
　　1938年春抵重庆。为了参加第一届戏剧节的演出，曹禺和宋之的改编了宋之的等人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为《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旨在动员全民抗战，反对败类、汉奸。此剧于10月29日在重庆上演，导演应云卫，主演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人，曹禺扮演其中金店老板。1939年春，曹禺随剧校再迁川南江安，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该剧描写一个省立伤兵医院，在腐朽的官僚和发国难财的群小统治之下，伤兵无法救治，正直爱国的大夫也无法救死扶伤，到处一片混乱。后来来了一个“梁专员”，朴素清廉，一心抗日。他团结全院爱国职工，整顿了医院，使医院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战地医院。此剧于1939年冬由国立戏剧学校师生在重庆正式公演。此后，曹禺又先后完成了剧本《正在想》的编写、《北京人》的创作和《家》的改编。《北京人》写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世家的败落。虽然曾老太爷还梦想家道中兴，逼着儿子出去谋事，管教孙子夜读诗书，但最后这个家还是溃散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曾老太爷连自己的漆了十几年的棺材也没保住。这是一个描写“家庭琐事”的剧本，却寓意深沉，富于哲理，在鲜明、生动的形象里，流露着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文明”的彻底否定。《北京人》的艺术创造，进入了一个高境界。戏里没有“技巧”的痕迹，其风格也由以前几部剧作火辣辣的浓烈转为淡远和隽永。但人物形象仍然生动鲜明。1941年10月在重庆中央青年剧社首演此剧。导演张骏祥，由张瑞芳、江村、沈扬、赵蕴如等主演。
　　1942年初，曹禺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盛夏，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一艘停泊的轮船上，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巴金原著长篇小说《家》的改编。剧本以觉新、瑞珏、梅表姐、鸣凤为主角，着重写旧礼教对青春和爱情的摧残。全剧是以觉新与瑞珏结婚开始，而以瑞珏夭折，觉慧出走结束。中间写了觉新、瑞珏与梅表姐在战乱中相遇和互诉衷肠以及鸣凤对觉慧倾心而无望的爱情。曹禺为了表现自己的主题，对原著做了增删取舍，使话剧《家》的情节更为单纯、集中。虽然他对“家”中的群丑和道学家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但全剧主要笔墨还是对青春和爱情的颂歌与挽歌。《家》的一个显著艺术特点是它浓郁的诗情。它主要表现在作者善于洞察人物的心曲，善于把握和传达人物内在的诗情。他们的台词都是诗化了的，因而“洞房”独白是诗，鸣凤说“梦”和“诀别”是诗，觉新、梅与瑞珏三人的“倾诉”与“话别”也是诗，而瑞珏、梅、鸣凤本人也各是一首温婉、凄清、哀怨的诗。《家》的改编得到了原作者巴金的“欣然肯定”。因为两位作家心灵相通、爱憎与共。《家》于 1943年4月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导演章泯，张瑞芳饰瑞珏，金山饰觉新，凌琯如、舒强等参加了演出。
　　《蜕变》、《北京人》、《家》是曹禺抗战时期的3部力作，也是曹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其中《北京人》则是他戏剧艺术发展到炉火纯青时的标志。 1943年1月曹禺应重庆怒吼剧社之邀参加了焦菊隐翻译，张骏祥导演的《安魂曲》的演出，饰演莫扎特。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幽丽叶》，又把已经多次演出的根据法国作家腊皮虚的《迷眼的沙子》改编的《镀金》定稿发表在1943年11月《戏剧时代》1卷1期上，并开始了多幕剧《桥》的创作。但直到1946年4月在《文艺复兴》1卷3～5期发表时，只完成了两幕三场，终末写完。这个时期，曹禺除应邀讲学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曾参与联名发表保障剧作家权益的“宣言”和反对审查制度的活动。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这对他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他曾说是周恩来使他在这个时期没有失掉对国家和自己前途的信心。
　　抗战胜利后 　 1946年2月曹禺回到上海。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3月初和老舍一道离沪去美，开始为期一年的参观、访问、讲学和戏剧考察。在美期间，他结识了正在美国的德国著名戏剧家B.布莱希特，并到加拿大作短期游览观光。1947年1月回国。
　　1947年2月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它通过一个律师申张正义的故事，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黑暗，呼唤艳阳天。1948年，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导演，由石挥、李丽华等主演。1949年初，曹禺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由沪去香港。2月28日离港北上，3月18日抵达北平。
　　1949年以后　曹禺进入北平以后，即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随郭沫若一起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协、全国剧协等相继成立，曹禺均被选为常务委员或理事。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负责政协的外事活动。1950年、1952年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后又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当北京展开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后，曹禺决定以协和医学院为“故事情节背景，写一个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这就是《明朗的天》的创作。作者虽满怀热情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新认识，剧本也受到了欢迎和好评，但在艺术上没有突破和超越以往的创作。1954年9月，《剧本》和《人民文学》同时发表了《明朗的天》，同年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焦菊隐，刁光覃、叶子、董行佶、杨薇、童超等参加了演出，并于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的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60年代初期，他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国家面临的考验，和梅阡、于是之一起，借古老的“吴越之争”的故事，写了历史剧《胆剑篇》，发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正义呼声，激励人们“个个执剑，人人扶犁，就在这方圆不满百里的疆土上，也要兴起一片腾腾的王气”。《胆剑篇》不囿于史料，它是从历史生活中引伸出于今天有益的教训。《胆剑篇》气魄宏大，场面雄伟，有一种悲壮的美。《胆剑篇》发表于1961年《人民文学》7、8两期，10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梅阡导演，刁光覃、苏民、周正、郑榕、童超、狄辛等参加演出。

　　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曹禺遭到迫害，被迫搁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曹禺马上拿起笔来，于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历史剧《王昭君》，并于1979年7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梅阡，主演狄辛、蓝天野、田冲、董行佶等。观众从戏中看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为“胡汉和好自愿请行的“笑嘻嘻”的王昭君。王昭君虽史有其人，但史书记载很少。曹禺的构思颇为独特，他借宫廷之地实际上表现的是两个有抱负的孤寂的心灵，“长相知，不相疑”的爱情之歌。《王昭君》中神来之笔是孙美人的创造。这个白发红颜的美人，已被深宫锁住了岁月，锁住了心，一生等待着皇帝的宣召和恩宠。她不是死于阴郁，不是死于绝望，而是死在盛妆凤辇、满心欢悦去会“皇上”的路上。作者用喜剧形象，写出了后宫美人的千古悲剧。这是一个诗的形象。

　　成就和影响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因此没有机会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的《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后的《日出》、《北京人》、《家》也都是公认的杰出之作。曹禺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曹禺的作品，为话剧争取了更多的观众，并使职业剧团得以存在，从而发展提高了剧场艺术。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和《日出》，是50年来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一直是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院校的实验演出剧目。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上演。
　　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被选为文联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