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电影变成有声以来,对白就成了电影的一个重要表达手段。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强调纪实风格,日益摆脱戏剧的影响,在台词的读法上也力求生活、自然,消除任何做戏的痕迹。这无疑是今后的方向。但是这也不等于说,对台词就不要下功夫了,随便一说就是生活、自然了。首先,作为演员必须声音放松,又要口齿清晰,这就是一项基本功。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不能像小说那样没看清可以回过头再看一遍,所以演员读词,不能让观众听了费劲。有些年轻演员说话含混不清,吐字归音不全,还自以为很时尚,实际完全是误入歧途。我想这应该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逻辑重音
在生活当中没有人会说错逻辑重音,因为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自己很清楚。可是读台词的时候,往往没有理解清楚角色的意图,就会把逻辑重音读错。
所谓逻辑重音,就是在一句话中重读的某一个字或词。
例如有一则牙膏广告:一个男孩看见工人往树根上刷石灰,他于是也用牙膏往盆景的小树根上刷,一位女士告诉他“牙膏是为牙齿防蛀用的”,可她却读成“牙膏是为牙齿防蛀用的”。
再如在一场拳击比赛中,由于裁判歧视黑人选手卢比?卡特,宣布白人选手获胜,引起解说员不满。他本应该这样处理逻辑重音:“他说的是另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是卢比卡特获得了冠军。”可他却说成了:“他说的是另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是卢比卡特获得了冠军。”我一下子没听懂,把两句话的逻辑重音重新整理了一下才明白。
同样一句话,由于逻辑重音不同,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意思。例如说“我今天不想看电影”,可以把逻辑重音说在“我”上,意思是“你们今天想看电影,可我不想看”;也可以说在“今天”上,意思是其他时间都可以,但今天不行;也可以说在“不想看”上;还可以说在“看电影”上,就是说,打牌、散步都可以,可不想看电影。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每句台词都会因人而异
同样的一句台词,都会因为说话人的文化教养、年龄、性格、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冰海沉船》中,面临生死关头,老夫人拒绝上救生艇,说“我们一辈子都没分开过,现在也不分开”。她说这话时,从容、坚决、深情。而新婚的妻子说“他们不分开,我们也不分开”。她说这话时,甚至带着一种欣慰,终于找到理由可以与丈夫共生死了。'
我配过音的大军火商妻子克莱斯勒夫人,有财有势,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而且时时以调侃别人为乐。她的情人也不过跟她的狗一样,是她的宠物。所以当张伯伦医生说他能提高低能儿智力时,她跟情人说:“你瞧,宝贝,这下你可有治了。”甚至被劫持为人质,生命受到威胁时,她仍不忘自嘲道:“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真是物尽其用。”
即使同一个人,在与不同对象交流时也会有不同态度。例如我在《华丽家族》中配的相子,在与比她地位高的人谈话时,谄媚,逢迎,而在与万表的妻子儿女谈话时则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在与万表的女婿美马交谈时,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细,所以都露出了流氓本相。
有时一个人在不同处境中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例如《简爱》中的罗杰斯特,开始对简粗暴、尖刻;求婚时则变得急切、诚恳了;等到他的眼睛瞎了以后,对简的态度又变得疏远而客气了
有时候,表面的意思和内在的情绪是相反的。例如对爱人说“讨厌”“我恨死你了”,往往是一种爱的表示。但有时候,表面是客气话,内在的意思却是在表达不满。例如明明知道由于对方在上司面前说了坏话自己才未能升职,反而说“多亏你在上司面前的美言,我得好好谢谢你喽”。再如受到称赞时,说“不不,我还差得远”,有的是真诚地感到自己差得远,而有的则是一种假客气。有的会诚惶诚恐,有的则会得意忘形。
总之,人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变化多端的。另外,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
影片风格的决定性作用
像《水晶鞋与玫瑰花》是由童话改编的,读词应该活泼、流畅,切忌重浊。《虎口脱险》是闹剧,情节荒诞,人物夸张,读词也要与原片夸张的分寸相吻合,而且演员的感情也同样要真诚,决不能去表演滑稽。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是散文诗,读词必须讲求韵律,不能说成大白话。《远山的呼唤》像小桥流水,温馨,隽永,读词应该像耳边絮语令人感到亲切。而像《金环蚀》和《国家利益》这类政论片,就必须浓墨重彩,才能把那些贪官污吏揭露得体无完肤。
一般来说,不同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风格。英国片大多拍得比较精致,如黑白版的《孤星血泪》、《冰海沉船》以及《简爱》。而美国片则更讲求明星效应,如由琼?芳邓主演的《简爱》、由雷昂纳多主演的《泰坦尼克号》等。相同的题材,美国片都不如英国片拍得好。西欧各国好像更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喜欢拍一些探索性的影片,如作家电影《广岛之恋》、《得克萨斯的巴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