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是舞台的艺术,是将宽广的现实生活抽象、浓缩到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布景、灯光、道具等一切舞台元素的设计,都不是为了在舞台上复制真实的生活,而是创造一个经过了抽象和浓缩的生活场景。夸张和渲染,让舞台上的生活场景迥异于真实的生活,但将这夸张的场景设置在剧场这个特殊的建筑形式中,并用“第四堵墙”将观众隔离时,舞台上的场景就有了自己的逻辑,没有观众会因为舞台布景的夸张而批评话剧的“真实性”——总而言之,话剧的世界就是一个经过了抽象和浓缩的夸张的世界,演员的表演也势必要融入这个特殊的舞台世界中,与舞台上的情境融为一体。所以,不能照搬真实的生活,而必须表现一种抽象、浓缩之后的生活。
影视表演则是镜头的艺术,最终的成品是经过了摄影和剪辑的渲染的影视作品。影视创作者会通过景别切换、镜头运动等方式,放大剧中的关键信息,让观众随时能够看到必要的信息。影视的空间以实景为主,尽量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总而言之,相对于话剧来说,影视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演员的表演也务必要符合这个真实世界的逻辑。影视表演相对于话剧表演来说,它不需要那么夸张,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动作。
因为话剧表演具有抽象性和浓缩性,相比真实生活而言,它是夸张、简略的。每一出话剧在编剧阶段就进行了高度的压缩,创作者要仔细推敲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直到把所有的“废话”都剔除干净,以保证呈现给观众的每一刻都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信息。演员的表演,正是用自己的肢体和语言将这些必不可少的信息表达清楚。所以在话剧表演中,不能含糊其辞、暧昧不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要清清楚楚地呈现给观众,否则会损失剧本的连续性。所以话剧的表演无比要口齿清晰、铿锵有力,情绪低落或高涨的时候,要用比真实生活夸张的动作和语言将饱满的情绪传达出来,这就是话剧表演的分寸。
而影视表演的分寸则以平实为主,镜头会帮助演员呈现动作和表情的种种细节。比如一个吃饭的动作,在话剧表演中,必须夸张地运动脸部肌肉,而在影视表演中,导演会切入一个较小的景别,银幕前地观众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演员脸部肌肉的运动,大快朵颐或细嚼慢咽,只需跟现实生活一致即可。
话剧表演在舞台上进行,它的受众是坐在舞台下的、“第四堵墙”后面的观众。对于剧场中的观众而言,舞台始终是一个整体,想要让他们辨别出该看哪儿、不该看哪儿,则必须通过演员的表演去引导。
影视表演的受众是银幕前的观众,引导他们的目光的是摄影机的景别。演员不必担心自己的表演过于“温吞”,摄影师和剪辑师会通过技术手段让那些日常的动作具备高度的戏剧性。
话剧表演是连续的、一次性的,一旦错误没有修正的余地,所以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演员的站位、表情、台词都要事先进行多次排练,直到滚瓜烂熟。这也决定了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能有一刻松懈,必须集中注意力,全身心地投入角色。
而影视的表演则是片段式的,表演的错误和不到位可以通过在此拍摄来弥补。它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片段”组合成一个整体。所以影视表演在连续性上的要求不如话剧那么高,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演员如何衔接情绪。可能上一场是拍摄婚礼,下一条即是拍摄葬礼,演员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中来去自如,这也对演员的“入戏”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有诸多操作上的区别,但话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首先,无论是话剧表演还是影视表演,都属于表演这一艺术范畴,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塑造一个完整、饱满的角色,以契合剧情的表意。在理解角色方面,话剧表演和影视表演没有区别,都要进行深入的研读和推敲,直到能够体会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体验到十分,演出十分,就是好角色;体验到三分,演到十分,就会假大空。
其次,剧作风格决定表演样式。无论是话剧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有悲剧、喜剧、正剧之分,在不同的剧种中,表演的风格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我国的表演艺术教育以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斯氏”表演体系为主,斯氏的表演体系注重“体验”,注重由内向外开发角色,先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再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动作和台词,正如斯氏本人说的那样:“如果说历史世态剧的路线把我们引向外表的现实主义,那么,直觉和情感的路线却把我们引向内心的现实主义”。
我在扮演话剧《那一方灿烂星空》中王庆平一角时,就恪守了这一由内而外的表演原则,对王庆平的内心进行深入的理解,再外化为舞台上的表演。剧中,王庆平要面对大妈、将军、连长、士兵四个个性迥异的人物,我就仔细推敲了王庆平与这些角色关系的疏近,从理解人物关系着手,让我在不同的场次里做到更准确的表演。
影视表演也一样。在电视剧《特战先锋》中,我扮演地下党员“书生”一角。但这个角色不同于以往我们见到的大义凛然的革命工作者,他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总是收敛起自己的智慧,用“若愚”演绎“大智”。在仔细地推敲了角色的所思所想之后,我决定以“冷幽默”的形式去扮演这个角色,外表寡言冷语,内心机灵、忠诚,最终这个角色获得了观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