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走过
据考查，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从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是1921年摄制的《红粉骷髅》，此片以法国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姐妹》作为故事蓝本。1930年，天一公司不惜违背邵老板制定的“力避欧化”之方针，亦将欧美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宾》移译到
中国银幕上。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占据中国影坛主流的影片还是地道的国货，首推一文一武两大种类——言情片与武俠片，大多根据当年轰动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武俠小说改编而成。这两类作品均属都市社会中广为流行的大众化
通俗小说，其初始载体正是纸媒体。尤其“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本营，既有一家以媚俗广告“宁可不要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招徕读者的《礼拜六》周刊，还跻身两家实力雄厚的报纸《申报》与《新闻报》，由周瘦鹃、严独鹗两位“礼拜六派”分别担任副刊的掌门人。由此也可看出，纸媒体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依赖程度。这里特别要提到当年处中国影坛“龙头老大”地位的
明星影片公司，在郑正秋推出据鸳蝴派小说《玉梨魂》改编的同名电影一炮打响之后，便更加自觉地瞄准了由纸媒体所提供的内容资源，不失时机地将一部部鸳蝴派小说纳入电影改编囊中，对20年代众多电影公司竞相投拍言情片起了示范作用。为增加在同行之间的竞争力，
明星公司还将鸳蝴派文人包天笑聘为专职编剧，郑正秋对包天笑的要求挺简单：“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把故事中的情节写出来。写成四五千字，或再简短些也无妨，我们可以把这故事另行扩充，加以点缀。”言外之意，透出明星公司对原创故事的迫切需求。应该说，郑正秋本人系写家出身，文笔功底不差，之所以“求贤若渴”，看中的正是鸳蝴派小说的品牌效应以及对小市民阶层审美心理的娴熟把握。目前，已有研究者对这段史实重新给予关注：“在中国电影接受中国文学第一次重大影响的时期，不难发现更多的是从流行的
通俗小说中去获取的。从电影的角度看，它在当时对文学所作出的选择，显然与
商业回报这个基本出发点直接相关。而由于对
商业回报的特别看重，电影从通俗小说那里所继承来的，主要便体现在情节的离奇曲折、情感的煽动和细腻的表达。”[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长期以来名声欠佳，少有人去深入探究这一“叫座不叫好”的现象。久而久之，中国电影人的市场神经变得麻木了，在吸引观众上苦无良策，只能以“叫好不叫座”聊以自慰。近闻某导演还出言不逊，故作潇洒地提醒买了票的观众“看不懂可以离场”云云。对中国电影史早期曾出现过的电影与纸媒体内容资源互动这一
案例，人们还来不及细细总结其经验教训与得失，弹指一挥间，新中国电影已经降生。在建国后十七年的银幕上，电影改编的目标主要指向两端：一端是现代文学名著，如《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另一端是革命战争与革命
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影片改编都以正剧形式共享纸媒体提供的内容，共同完成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使命。中国社会告别“文革”动乱进入新时期以后，国产片义无反顾地跟随中国文学在新长征路上迅跑。老一辈导演可举谢晋为例，他执导的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中长篇小说改编的，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等。年轻导演中张艺谋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自称是中国“最忠实的文学青年”，尝到了“文学驮着电影走”的甜头。张艺谋的代表作《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等无一不是改编作品，他的认识是：“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5]确实，与新时期中国文坛“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文学思潮相对应，新时期中国影坛也相继出现了“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寻根电影、“痞子”电影、改革电影等一个个热点，实现了对文学资源的分享。然而，这里似乎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据汪流先生统计，中国电影“金鸡奖”第1届至第 12届所评选的最佳故事片奖与最佳编剧奖，足足有三分之二授予了改编作品。但汪流先生从维护电影原创性的立场出发，忧心忡忡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至今日，如果电影编剧家自己还讲不好故事，仍‘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寻找高尚的题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6]由此可以看出，在看待电影改编的总体态度上是有两种不同认识的。有人崇尚原创剧本，对电影改编作品不以为然；有人却对文学改编一往情深，并且尝到了甜头。仍以张艺谋为例，他自觉地与作家们捆绑在一起，“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溯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家们将来的变化。”[7]在张艺谋由衷感谢文学界挚友的同时，已有人戏言中国作家协会应当给张艺谋颁发一项“发现奖”，因为正是靠着张导的努力，使原本阅读圈较窄的(甚至很窄)一篇篇小说脱颖而出，收到万众瞩目的效应。换句话说，中国恰与国外的情形相反(尤其是美国)，不是小说“催红”了电影，反倒是电影“催红”了小说，让默默无闻的作者崭露头角。这种势头目前依然在延续，除张艺谋之外，还有不少导演也很敬业地一头扎在纸媒体里淘金，挖掘可资改编的文学作品。比如青年导演陆川的处女作《寻枪》一枪打响，可没有多少人读过他改编的那本小说《寻枪记》；冯小刚即将开拍根据赵本夫小说改编的《天下无贼》，原小说目前仍处“养在深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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