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展战略及文化产业链角度考察，我们发现国产电影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 “孤军奋战”境地，明显缺少一个重要的同盟军——畅销小说的支撑。尽管中国电影早已同文学结盟，但目前尚未迈过与畅销书整合互动这道“坎”。
注意力平方
业内人士发现，我国各电影厂在90年代初纷纷撤消“文学部”编制，改建为“策划部”，意在与电影市场对接。但在具体运作中，依旧出现目标“失语”的迷茫状态，为此大力呼吁“信息是策划的关键，电影企业应当高度重视信息的汇集和研究，最重要的是大众关注的‘热点’”。[8]我们认为，对热点信息的收集说难也不难，一个重要的渠道便是瞄准由纸媒体传播的畅销书。
在传媒业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注意力是媒体激烈竞逐的宝贵资源。美国一位研究文化社会学的学者戴安娜·克兰发现一条规律：当不同内容进入媒体空间时，“能够被迅速和容易理解的内容得到优先考虑，因为，与难于理解和陌生的
材料相比，这种内容具有的含义为人所熟悉。”[9]顺理成章的一个判断是“创新与影片的经济成功往往成反比”，因而电影制片方更乐于选择在
其他媒体上已获得公众青睐的产品。在这方面，畅销书恰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险系数，能大大降低电影投资的不可测风险。与推崇原创性的欧洲电影不同，美国电影始终在寻觅最合适的内容资源，巧取豪夺“为我所用”。在所有纸媒体中，畅销小说是最受好莱坞青睐的。畅销小说通常都有过人之处，书中令人认同的主人公、切中社会热点的主题、丰富的想象力，这些因素也正是电影所需要的。尤其畅销小说大多拥有一流的故事，而一流的故事永远是通俗电影所追求的“一剧之本”。美国电影剧作家温斯顿指出： “对于那些在好莱坞经营电影企业的满脑袋生意经的制片商来说，小说特别是畅销小说，始终强烈吸引着他们去把它拍成电影。正是由于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已经在读者中经受了检验，因此在影片尚未制成之前，就已经预售了。所以从经济观点来看，将一部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不会冒什么风险。”[10] 1936年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畅销小说《飘》问世，首印5万册一天之内销售一空。制片人塞尔兹尼克击败众多对手，出资购得拍摄权，先后动用18位编剧将这部三卷集小说改编成电影，结果观众如潮，并一举夺得7项奥斯卡大奖，成为好莱坞最值得骄傲的一部旷世巨片，郝思嘉与白瑞德的扮演者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一下子成了大众偶像。影片的问世也增加了《飘》在美国文学史的份量，构成电影与纸媒体内容资源整合互动的最佳例证。可以说，这是一种两厢情愿的以“注意力”为中介的商业合作模式。畅销小说为电影提供了最初的关注者和最热情的拥趸者，在此基础上，电影通过视听手段实现了从书面文字到银幕形象的转换。这样一来，当喜爱小说的人走进影院，便意味着人们的眼球被不同媒介产品吸引了两次，注意力效应成倍放大。畅销小说和电影的整合，使书商与片商获得“双赢”，此中充满风险小、收益大的无限商机。如风靡全球的《哈里·波特》系列小说，第四部首印380万册，上市48小时即告脱销；新近上市的第五部首次开印数便达 680万册。洛阳纸贵意味着吸引眼球多多，客观上为改编电影起了未映先热的造市作用，制片商何乐而不为呢？当前，在好莱坞周围已集结了一批畅销书作家，制片商与这批笔下会生“金蛋”的当红作家结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这批高产写手中，最知名的有军情小说家汤姆·克兰西(代表作《追击红十月号》、《燃眉追击》、《爱国者
游戏》、《恐惧的总和》)；科技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代表作《侏罗纪公园》、《叛逆性骚扰》、《龙卷风》)；恐怖小说家史蒂芬·金(代表作《闪灵》、《凶兆》、《危情十日》)；司法小说家约翰·格里森姆(代表作《鹈鹕档案》、《律师事务所》)；黑幕小说家戴维·鲍尔达奇(代表作《绝对权力》、《全面控制》)等。畅销书的另一大宗是各类纪实性读物，好莱坞改编的胃口也出奇的大，如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猫鼠
游戏》，改编自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雇员撰写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畅销书并不单指图书本身的品质，而是指图书市场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赢利品种，图书自身的品质及市场表现是判断一本畅销书的依据。在以利润为前提的商业运作中，出版商尽量利用一本新书的卖点，想方设法利用广告宣传来促销，不少新书在未开拍电影之前已经拥有很高的认知度，等于提前为改编影片作了一轮免费宣传。美国出版业大公司与娱乐业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公司极为重视耗巨资出版的畅销书，通过各种媒体向国内外市场倾力推销，或是将书拍成电影、电视
节目以扩大书的影响，或是将影视内容炮制成图书。据统计，美国九家出版社在 1980年至1983年间总共
发行了15种不同系列的“艳情言情小说”，在最狂热的阶段甚至一个月便推出30种新书，一度导致市场高度饱和。[11]影视媒体与纸媒体的互动，还表现在好莱坞横向拓展出版业务。如华纳公司兼营图书出版，尤其看重儿童读物，推出根据影片改编的卡通书、连环画、折叠书、涂色书、电子读物、电玩游戏等等，将自家出品的热门影片借助纸媒体再狠狠地赚了一把。在畅销书领域，中、美两国表现出很大差异。美国人的观念是，“通往文学上的不朽之路要经历成为畅销书这一关”。[12]而中国文坛对畅销书始终有点另眼相看的味道，作家肖复兴曾坦言：文人很容易清高也很容易麻木，他们很容易看不起畅销书。近期沪上出了一本新书《谁在畅销》，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自己有一个直觉：和“纯文学”作家谈畅销书，他们多少有些犹疑或暧昧；和被目为“畅销书”作家谈畅销书，他们又总是强调自己的书虽然畅销，但他们不是畅销书作家。[13]处于这种对畅销书抱有成见的大文化背景底下，中国电影界很少尝试改编畅销书。好莱坞的习惯做法是，让电影搭乘畅销书的顺风车，依靠畅销书给电影设置一道保险系数；中国电影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导演更像一个慧眼独具的发现者，在浩淼的文字矿藏中挖掘合适的改编对象，不少热门影片往往是在《收获》、《中国作家》这样的纯文学期刊中发现题材的，也就是说投资风险先由电影扛着，一旦影片打响后，获益者倒是文本创造者以及出版方，由此也暴露出我们在培植畅销书方面的严重滞后。如果站在电影业的立场上看问题，不得不承认好莱坞的做法显然更明智些，让畅销书驮着电影走，才能使“注意力平方”发挥出更大的效应。韩国的情况也有点相似。金河仁的《菊花香》、金浩植的《我的野蛮女友》、吴水娟的《蓝色生死恋》等畅销小说，不仅在韩国创造了书市销售新纪录和一流的电影票房，还征服了中国市场。不过，这几位小说作者在韩国文坛的地位颇为尴尬。以金河仁来说，尽管《菊花香》的畅销程度已达到每8个韩国人就拥有1册的地步，但正统作家们视其为“大众文学作家”，他尚未被韩国文人协会和韩国小说家协会接纳，而且文学批评界对他几乎不作
评论。不过，有些韩国作家也承认，当今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界限在模糊，虽然圈内对谁是纯文学作家、谁是流行小说作家区分得很清楚，但读者并不买账，只看你的小说是否好读、是否感人。而金河仁小说之所以畅销，就在于作品里那种单纯的、超越一切的爱情，引发了韩国年轻一代人的共鸣。[14]可以说，在这方面早觉悟者早得益。国产
电视剧与畅销小说整合互动的步伐就比国产电影先行一步，操作成功者首推海岩与赵宝刚这对黄金搭档。海岩的三部畅销小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被接连搬上荧屏，海岩所擅长的“爱情+侦破”叙事模式和赵宝刚唯美煽情的导演风格相得益彰，在
电视剧市场上已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海岩拥有的读者群自然而然转化成电视剧的热心观众。目前，处于源头位置的出版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筹划打造“类型小说工厂”，意欲招募一批有潜质的流行小说作者，培植由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商战小说等构成的畅销书市场，以满足消费时代社会大众的娱乐需求。[15]可以预见，这将使中国影视与纸媒体内容资源出现新一轮整合。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新兴的网络资源。当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蓝宇》、《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在互联网上赢得可观的点击率之后，迅速获得纸媒体的青睐，并引起电影制片公司的兴趣。网络小说借助纸媒体正式出版，随后被搬上银幕，进而再带动图书销售的案例现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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