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介绍：中国诗人、剧作家郭沫若(1892～

戏剧大师介绍：中国诗人、剧作家郭沫若(1892～1978)

      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生平 　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乐山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原名开贞，字鼎堂。5岁入学家塾，喜读唐诗。1906年进入乐山高等小学。1907年升入嘉定府中学堂，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成都府中学分设中学，又因领导罢课于1910年被校方开除。这期间他除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庄子》、《楚辞》、《史记》等之外，也爱读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崇拜秋瑾、徐锡麟、邹容等革命家。辛亥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在失望苦闷中为寻求真理，于1913年赴北京，年底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0年。其间他在 R.泰戈尔、惠特曼、J.W.von歌德等人的诗歌影响下，开始写一些新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后爆发，激起了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强烈革命要求，使他进入“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产生了《凤凰涅槃》、《匪徒颂》、《晨安》、《天狗》等著名诗篇。郭沫若从此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的出版，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从1919年秋开始，郭沫若尝试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写诗剧，先后创作了《女神三部曲》（《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和《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等一批诗剧片断和诗剧。
　　1921年夏，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
　　1923年春，郭沫若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国在上海定居。他一方面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方面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参加社会调查。1924年夏，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同年初冬又去宜兴调查了浙江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之战。这使郭沫若从理论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上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阶级状况。1925年，郭沫若目睹“五卅”惨案，于激愤中写出《为五卅惨案怒吼》一文，号召国人外察仇国内察当局，并在“五卅”惨案的抗议高潮中，改写《棠棣之花》为《聂嫈》，突出了反抗暴政、勇于牺牲的精神。他自述这出戏是“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在这个时期的理论研讨和与社会接触中，郭沫若实现了从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他对自己和创造社前期的“纯文学”思想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主张“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赴粤，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时常接触，深受影响。同年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为中将军衔的政治部副主任，从广州打到武昌城下，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也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潜在的危机，即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叛逆。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揭露了“三·二三”安庆惨案的真相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两面派，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预见性和坚定性。“宁汉”合流后，郭沫若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并在革命军南征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于1928年2月携眷旅居日本10年，其间从事古史考证和金文甲骨研究，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等10多部专著出版，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秘密逃离日本，于7月27日抵上海，并赋诗明志，一时广为传诵。他的民族气节和文化艺术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成为文艺和学术界的抗日救亡领袖。“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他为抗日救亡奔走于江浙前线和后方，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及慰问工作，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筹办《救亡日报》，自任社长。
　　1938年郭沫若赴武汉，任国共二次合作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他团结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共赴国难，组织了抗敌演剧队和战地文化服务站，动员后方，慰问前方，使武汉三镇一时成为抗日宣传的大本营。
　　1940年政治部改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为了反击逆流，郭沫若以历史剧为武器，连续写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等 6部话剧。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才思敏捷，气势磅礴，是继《女神》诗集之后的又一次“火山爆发期”。

　　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总结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延安读到此文后，指定为中共党员必读的“整风文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积极领导、参加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为此曾遭特务殴打。1946年5月回到上海，同年7月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郭沫若奋笔疾书《祭李闻》一诗，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歌颂李、闻二公“为人民作前驱的精神”。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地下组织护送郭沫若去香港，1948年底离港赴解放区，后进入北平。

　　1949年7月，郭沫若在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同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在政务、外事活动浩繁的情况下，郭沫若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其中写有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戏剧创作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有诗剧、话剧，除一个剧目是现代题材外，均为历史剧。他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诗剧 　共有10多部。是一些篇幅比较短小的诗剧、诗剧片断和对话形式的诗，如《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女神的再生》取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其主题是创造光明、让残暴与黑暗同归于尽。后两部诗剧分别取材于屈原的身世和刺客聂政的故事，40年代创作的多幕剧《屈原》、《棠棣之花》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收集在《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卓文君》描写汉代孀居才女卓文君不从父命，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歌颂卓文君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精神。《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这两部剧作写于1923年，曾多次在女子学校上演。《聂嫈》着重表现聂嫈、聂政姐弟舍身除暴的侠义精神。此剧是郭沫若于“五卅”运动中在《棠棣之花》基础上写成，7月1日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公演。这3部诗剧，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也初步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豪放、热情、诗情迸发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郭沫若戏剧创作的高峰。他在1941年冬到1943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写了6部剧作，不仅产量惊人，而且，以《屈原》为标志，思想艺术也达到了他戏剧创作的顶峰。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历史学家，他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使史与戏、戏与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他的历史剧在内容上以古鉴今，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则发挥激越的诗情和丰富的想象，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认为：“……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力而发挥它的作用。”于是重新加工几经改动的《棠棣之花》，突出了“主张集合反对分裂的主题”。此剧于1941年11月20日为“纪念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25周年”在重庆首演，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江村、孙坚白主演，影响很大。一时，以历史剧形式参与现实斗争的剧目活跃于大后方的舞台，形成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
　　1942年1月，郭沫若继《棠棣之花》之后，以10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并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1942年4月，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都参加了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1953年9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新上演《屈原》，仍由陈鲤庭导演，赵丹饰屈原，白杨饰南后，王蓓饰婵娟。《屈原》曾在日本、苏联上演。1979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500余场。1980年11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1942年2月，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虎符》，通过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歌颂了维护正义和团结、反对侵略和投降的信陵君以及为了求得“人”的权利、“不惜杀身以成仁”的如姬。1943年，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抗建堂演出了《虎符》，导演王瑞麟，由舒绣文、江村、孙坚白等主演。
　　1942年6月17日，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高渐离》。此剧以《史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为题材，抨击了专制主义者的凶狠残暴，表现了反抗者舍身取义的英勇无畏精神。
　　1942年 9月和1943年3月， 郭沫若又相继完成了描写元代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女儿阿盖相爱的悲剧《孔雀胆》和以明末青年爱国诗人夏完淳慷慨殉国事迹为题材的《南冠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政治和文化领导工作。同时，他开始着手武则天和蔡文姬的艺术形象塑造。对于如何表现这两个历史人物，他早在20年代就曾经酝酿，几十年的丰富经历使作者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因此当她们再现于舞台上时，已不同于原先的设想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剧作也有了新的主题。作者在《蔡文姬》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着重歌颂曹操的爱惜人才。”同时，作者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把自己的体验融化在剧作中，曾说：蔡文姬“抛儿别女，一心以国事为重”，与他1937年回国时的“别妇抛雏断藕丝”的感情是相通的。1959年5月21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蔡文姬》，导演焦菊隐，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蓝天野饰董祀，朱旭饰左贤王。
　　1960年初，创作了剧本《武则天》。写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60岁前后的6年”，以平息徐敬业策动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度、才识过人的女政治家形象。《武则天》是郭沫若最后的一部剧作，1962年7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导演焦菊隐、梅阡，朱琳饰武则天，郑榕饰裴炎，童超饰太子贤，郭莘华饰上官婉儿。
　　郭沫若一生创作了10多部历史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是为革命服务。《棠棣之花》3次随形势需要进行修改，是其典型。
　　郭沫若不仅是历史剧作家，而且是史剧创作的理论家，他有许多精辟见解，如主张“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根据这一原则，他放弃了为屈原作传的计划，而用屈原的一天，概括了他的一生。《屈原》的成功，正是在“失事求似”这一原则下使创作获得“自由”的结果和收获。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剧作者与被描写对象的融合。从20年代始，他的剧作都是他的感情迸发的产物，都有他自己的声音。而《屈原》更是主客一体、高度融合的代表。他的剧作是作者作为政治家、史学家、诗人三位一体的产物，有他独特的个性与特点，是自成一派的历史剧作家。
　　参考书目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郭沫若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2～1983。
　卜庆华：《郭沫若评传》（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
　龚洛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2～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