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明白了。但是,当周朴园对侍萍如此思念,而且为了纪念她,连她的生日、她生了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都保留了三十多年。为什么当侍萍站在了他的面前,他却反而诘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吗?只是这一句话就把他前面什么思念啊、纪念啊、修墓啊!都统统推倒了。过去把周朴园这个人物解释为制度的、阶级的代表,因而特具虚伪性,是阶级敌人嘛!也是和这一看法联系着的!因此,若有可能,请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周朴园这个人物比较全面地分分析一下,以此为例,说明演员应该如何来分析一个角色。
师: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就是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提问,才能使思考深入你翟旨,假如你演周朴园,演到这儿你怎么办?你(周朴园)的内心独自应该是什么?是“我要虚伪一下”?这显然不对。“我不能让她破坏这个家庭”?这也有点莫名其妙。导演也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所以,弄通全剧所有问题,是演员创作的重要一步。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要多说几句,要从对周朴园这个人物的家庭观、事业观说起,才能全面认识这个人。
理解周朴园对鲁妈态度的突然变化,不能只是从他对鲁妈的态度突元来猜测。从全剧对周朴园这个人物分析看,他对自己的家庭有很明确的期盼和要求。
他在第一幕的结尾时曾对周萍说的一些有关家庭的理念,就是他对自己家庭的规划和期望。周萍是长子,对周萍他自有厚望,因为这一大把产业将来要由周萍接过去管理,为此,他让周萍学矿科。近来矿上不安静,他也感到年龄不饶人,所以把周萍从家乡叫到了身边。可是,他听公司里的人说周萍这两三个月以来不专学业,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为此单独地训斥了儿子一顿。可见他对这个家庭,对这些妻儿的要求有他自己的标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专制家长说了算的家庭观是比较普遍的。
繁漪是他所接触过的第三个女人,按当时的生活背景来看,繁漪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周公馆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应当使她心满意足了。可是,整天拉长着脸似乎对自己有一肚子怨恨,起先他百思不解。丈夫为了事业,为了这个家庭,整年整年在外奔波、闯荡,现在也是社会上的不可小视的人物。你还不满足什么?你还想要什么?人家的太太是辅佐丈夫治家理业,可繁漪是视他——这个家庭之主——为仇敌。他只能有一个揣测,不是头脑有病,即是有意反抗。他有权为他之所欲为,因为他在矿上是董事长,在家是一家之主。家庭中的别人则必须遵循他所确立的规则生活,否则,这个家庭不可能圆满,这是他治家的原则。在这种时刻,他尤其思念侍萍,回忆起当年每逢出门,都是侍萍为他准备好衬衣、雨衣,侍萍对他的体贴和照顾,他现在只能在回忆中享受了,享受那些情爱的温暖。
他对事业则是另一种观念。家庭是家庭,事业是事业,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矿产是标志着事业的成败,是财产、地位、权力的象征。对于矿上的工人要严加管理,他们和矿主在利益上是矛盾的。在他们身上没有人情可讲,他非常看不惯现在有人不断对工人说一些鼓励的同情话,炫耀这种“时髦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他在德国上学时见识过、研究过。工人为了要活,就得吃饭,大为了有饭吃,就到矿上来干活,你干活,我给你饭吃,两厢情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工人闹事,他认为是工人贪得无厌,,受人支使,图谋不轨。对此只能重压,重压之下才有分化,分化之后才可能收买,这是德国的经验,也是屡试不爽的经验。这次矿上闹事,他就果断下令警察开枪。趁回来省政府开会之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使有些罢工的头头们开始动摇,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可是,在这矿事纷繁之际,他多么希望繁漪能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他以慰藉,因为他毕竟为了这个家有两年没有回来过呀。可是,一到家,她又病了,连楼也没有下,门也没有开,于是他只能在书房里休息。周朴园对此当然心有不满……
在贫穷的中国要干成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地大物博,但缺乏资金,缺乏人才。他仗着家境盈实,长辈们不少有官场的身份,因此,他成年后进入社会的上层毫无阻碍。但是,当他一步一步地望到了实业家的巅峰之际时,他感觉到了竞争的残酷。吃自己的父亲、叔父都有这方面的经营底子禾向经验。但是,产业越大经营越难,大家都是董事长,都是有背景、有势力的人。尤其那些有洋人当靠山的,财大气粗,在各国都走得通。要往大、往高发展,需要分住时机,胆大心细,放手一搏。他看准了哈尔滨包修江•桥之机抢得了先机,拿到了这一宗大买卖。同行们对他又年轻又有胆略,学历又高,又有留洋求学的背景,纷纷投来羡慕和妒忌的目光。他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他十分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工程。眼看工程迅速动工,似乎一切顺畅。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天气突变,江桥工程受阻,其承担责任不小。权衡之下,横下心来,走出一步险棋一故意让江堤决水,冲垮工程,借口责在天灾,避开了自己延误工程的责任。但是,一次江堤决水,淹死了几千名工人,此事非同小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硬着头皮按天灾事故上报,几经周折,财神爷又帮他出了力,总算填平了所有坑坑洼洼,发下来了抚恤金。无毒不丈夫。她从中每人克扣三百元,总数竟达六十六万元之多。正是古话所说“祸兮福所倚”。回味起来,此事能如此圆满结局,全仗自己当机立断,胆大心细。不过,无论此事做得如何天衣无缝,毕竟死了两干多人,怎么会一下子平息过去呢?现在又有人把此旧账翻了出来。这个罢工工人头妥头鲁大海把此事抖落出来进行煽动,此人背景可疑。为了快刀斩乱麻,他下令开枪,封住口再说。他无惧于工人,哪有老板怕工人的道理?不过无论封口再严,纸也难包住火。他还是有一‘附白,怕同行们知道,特别是当时也想承包此项工程的那些老板们、董事长们,眼看他捞了那么多的钱,虎视眈眈地要把他这个对手搞掉。当年好不容易他把事情摆平,这次要是闹大了,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虽然他和警察局长和省政府的高层人物已经达成协办议,罢工领袖们也已经分化,罢工问题顺利解决。他又告诫自己松懈不得,毕竟这儿是省城,耳目众多,鲁大海又很不规矩,此事要是传扬出去,对周公馆是十分不利的。他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对这件事正在细细地评估和盘算着。……
可是,就在此时,突然,死去已有三十多年的第一个恋人侍萍突然地、活生生地冒了出来。事情实在蹊跷!而且侍萍抱走的那个孩子恰恰是鲁大海,而鲁大海在矿上又是挑头反对他的。这实在令他震悚不已,而且不得不让他思考这个令其毛骨悚然的“疑案”背后的真相。他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有人在唆使侍萍执行一桩极可怕的阴谋与侍萍是一个性格非常善良、温存的女性,有生以来还没有过像侍萍这样一个在他心中久久难以忘怀的人。他不相信侍萍会来讹诈他,而是背后有他人指使。该指使之人来头一定不小,很了解内情,竟然找到侍萍并怂恿她来执行这件事。他一下子把矿上的罢工,警察的开枪,包修江桥淹死人的事情等与侍萍的突然出现联系起来……—他的胸口微微有些发寒,认为此事内中必有文章,因而他脱口而间:“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这就是他说这句看起来很突元的话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当侍萍悲痛地喊出是“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他才舒出了一口气,感到自己的揣测可能有些武断,侍萍的诚实为人和自己的行事严密,使他略略放下心来。但是,这毕竟是他的一块心病,毕竟和侍萍有三十年的关系间断,对侍萍现在的处境并不了解。为稳妥起见,他果断决定辞退鲁贵父女,并用五千元支票先来稳住侍萍的心,以求平安。
在这儿若用一种阶级论的观点来概括他的言行虚伪,实际上是把人物的复杂心理简单化了,使人物的前后行为绝对化、对立化了,既不合“人”的生活常情之理,也不顾前面表露出来的种种事实。